《人民日报》1947年07月07日:有事和群众商量 投稿:李维家

陈伯达(一)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。“必须明白: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,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和全党同志们共同学习,继续当一个小学生,这就是我的志愿。”上面这些话,是毛泽东同志在“农村调查序言”里所写的。“我还是

一、泪流在外,苦埋在心。吕凤林同志抱着满腔的热情到了小金乡找农民去访苦,开始他没有访到群众的苦,却看见了群众见了他夺眶而出的眼泪。吕同志思想上肯定了:“有泪就有苦,泪已流在外面,苦还埋在心里。”因之下定决心,要冲破一切困难,非把这个村的群众发动起来不可。二、运用行政力量,了解村里情况。吕凤林本来想开个群众大会,因倒算分子和保甲长的破坏,没集合起来人,会没开成,他很快改变了办法,他把保长叫在屋里,强制他报告出谁是斗争对象,并以大话吓唬他说:“你们村里谁是斗争对象,共有几家,我早就调查清了。现在试试你说实话不说,不说就是包庇。”保甲长开始还吞吞吐吐不想一齐说出,可是保长说出一个,吕凤林假装与笔记本上对照的样子,对照之后,再往下追,结果二十一家斗争对象,全从保长口里说出了。吕凤林想起在训练班的时候,这村受训的人说过:“去年斗争出的土地没来及分敌人就来了,粮食是分了”。他想到分粮食的必然是贫苦农民,如果召集他们,他们一定不敢来。于是命令保长,让他告诉全村群众要进行户口大登记,并规定了几个项目:姓名、年龄、土地多少,分过粮食没有,是否参加过农会。开始群众来登记的不很踊跃,他一方面让保甲长打锣,一面让登记过的人去串通。全

陈伯达

(一)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。

“必须明白: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,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和全党同志们共同学习,继续当一个小学生,这就是我的志愿。”上面这些话,是毛泽东同志在“农村调查序言”里所写的。“我还是一个小学生,群众的小学生……。群众的意见与经验,一定要为我们政策的基础。因为人民能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,学习与了解他们,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”。上面这些话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个外国记者所谈的。大家看!一个中国有历史以来的最杰出、最伟大的人民领袖,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导师,他对于自己的看法不过是群众的小学生。但是我们必须知道,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伟大。毛泽东同志的所以能够最正确地指导中国人民事业前进,指导中国共产党前进,就是因为他能够甘当群众的小学生;能够集中群众的意见,变成指导的智慧。许多人都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,但是往往把他看成奥妙的,似乎不能为常人所理解的“天书”。忘记了或者不愿意学习毛泽东同志这种向群众学习的主要思想方法,而就成为许多同志犯错误的根源。事实上,毛泽东同志这种主要思想方法,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。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:如果“没有满腔的热忱,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,没有求知的渴望,没有放下臭架子与甘当小学生的精神,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”。“给群众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,与采取同志态度的;否则他们就不理我,知而不言,言而不尽。”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个主要思想方法,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所遇到的困难,不是个人有没有能力的问题,而是肯不肯下决心的问题。这是换脑筋,这是思想的革命。

(二)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

做任何事情,归根到底有两条不同的路线:一条是官僚主义的路线,就是命令特长主义。只是向群众强迫,只是简单地向群众要东西,只是闭门造“计划”,造“公报”,千篇一律硬套在群众上面。又一条是群众路线,乃是向群众学习,听取群众意见,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给群众东西,随后才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几的力量向群众要东西。至于所要的东西,就是为的用在群众的事业上面。而不管在任何场合,决不是从超空间,超时间的“公式”出发,而是从当地当时群众的具体情况出发。前一条的路线是反毛主席的路线,后一条路线,就是毛主席的路线。按照前一条路线做事情,就必然把事情办坏,就必然引起群众不满。而凡是把事情做得好,能受群众充分拥护的,总是按照后一条路线去做的。按照官僚主义路线办事的同志,或者觉得他们那样做也能够“完成任务”,而且还可以“做得快”,省得“麻烦”,实际上这类同志完全不了解我们的任务没有别的,我们的任何任务都只是一个:为人民服务,为人民的利益。一切任务都必须首先和人民群众商量,在群众面前弄清楚,在群众中充分讨论,为群众所同意,并由群众自己动手起来。这是群众路线,又正是对人民负责。刘少奇同志在修改党章报告上说得好:“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,去进行工作,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。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,那是错误的。必须对人民负责,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之责…………。每个党员,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,对人民不负责即对党最不负责。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,要使二者统一起来。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,对立起来。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、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、错误时,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,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,要弄清是非,不要马虎敷衍,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,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。”一切事情经过群众路线来考虑,来进行,就是对人民负起责任。而官僚主义路线的态度,恰不是对人民负起责任的态度。盘旋在他们脑中的对上对下,都是“命令”的简单两个字;见之于他们行动的对上对下也都是“命令”的简单两个字。他们割裂对人民负责与对上级机关负责的联系;他们既不考虑“任务”与人民利益的联系,而且往往把原来正确提出的任务,用简单的方法,用几个干部决定,“布置”下来,强迫群众去执行,不和群众商量,不让群众自由发表意见与决定问题,或找出解决问题的道路,甚至对于群众提出意见或问题,预先即已在干部中布置了“答复”。他们完全不待群众的思想成熟与行动成熟,自己想干就干。结果即使任务的提出是正确的,任务也似乎“完成”了,但也会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。并且即使是给群众东西,但那并没有和群众仔细商量,没有通过群众自己的思想和力量,第一,就不会给好,不会给得妥当。第二,群众对于所给和所得的东西,会抱着消极和怀疑的态度,或者不乐意接受。第三,结果所给的东西是不巩固的,还有可能丧失。所以那种企图避免“麻烦”,结果就会造成更大更多的麻烦来。为人民立功这是好事,这是我们共产党员要做的。但要指出:有些同志不管在任何场合,对任何事情,乃是为着自己标功。从自己“标功”、“争功”出发。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数字(天晓得!那种数字还是可以随自己的主意编造的),是以能够填出表格为满足。他们只希望上级机关奖励自己的“功劳”,而没有想到一切功劳是必须经过群众批准才算的。有这种想法的同志,他们办事便是以官僚主义路线的方法来代替群众路线的方法。而事实上,他们所立的“功”,就是很可疑的。有事和群众商量,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主要的精神。毛主席对一个外国记者还说过:“在我们工作中决定的因素,是我们总是去发现哪些政策是人民大众接受的,而哪些政策老百姓是有意见或提出反对的。只有证明了为大众所拥护的政策,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”。大家咀嚼毛主席这句话吧,“只有证明了为大众所拥护的政策,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”。但是,怎样能够决定,又怎样能够证明什么是大众所拥护的政策呢。显然的,如果不从群众中来,就不能决定也无从证明。就是说,必须要和群众商量,听取群众的意见,向他们学习。在决定我们党的政策的时候,在执行我们党的政策的时候,在检查我们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时候,都离不开群众的意见,都必须以群众的意见为准绳。毛泽东同志说:“这是最基本的关键。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,是在真正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着的,如果在这奋斗中他们是忠诚的,他们有无限的倾听人民意见的机会。(前引毛主席对外国记者的谈话均见新华书店编印的“毛泽东印象记”)大家听吧,把毛泽东同志的话反复地来说,那就是:能够无限地倾听人民意见的,那才是真正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着的,那才是在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是忠诚的。那末,任何一个好的共产党员,任何一个毛主席的学生,就必在此受得起考验。

(三)群众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

显然的,在共产党内也有某些党员瞧不起群众的意见的;认为群众是“无知”,而自己总是“聪明绝顶”的。因此有事也就不愿和群众商量,一意孤行。必须警醒,这种共产党员,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,他们这样,是把自己的观点落到国民党的观点里面去了;这种观点是和毛主席的思想和共产党的思想不能相容的。“众人是圣人”,这是民间的一句老话;大众的智慧是无限的,只有群众才具有最大的创造力,只有集中大众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。事实上,任何困难问题,自己在脑中想不通的东西,一和群众商量便能迎刃而解,豁然贯通;这是许多在革命上有经验的同志所熟知的,特别是毛主席经常用这种经验告诉了同志们。不幸的就是我们有些同志时常对于群众的创造熟视无睹。他们认为那不过是“小小的”一句话,或一件事,用不着去惊奇的。就在土地改革问题上,到处都有群众的创造。举例来说,根据一位同志的反映:一九四三年闹减租时,静乐圪垛村有一个地主想逃避减租,使用鬼计耍手段,要卖地给几个富农和富中农,说好了,价钱也定了,正要定契,可是许多贫苦农民,就利用了民主政府法令的保佃权,没有让他卖成。四四年闹清算时,那个地主退出了二百亩地,三座院子。原来这二百垧是由三家富裕中农包租下来,先自己把好地、坪地种上,再把剩下的坏地租给二十五户中贫农,地租摊款好地坏地一样。因为这里边有剥削,村里人就叫那三家为“二地主”。这时地主退出,那三家企图垄断好地,对群众说:“以前谁种的地现在退给谁。”群众们说:“还地租了三辈子,坪地、坡地、好地、赖地谁也种过,你们给我们哪一件子?你们现在全种的是好地,你们要把好地全分了,剩下赖地给我们,我们不要!”那三家说:“要提起以前来闹不清。”但群众就主张和那三家算帐退租。那三家又不想退租,又不愿给群众好地,村里吵成一片,闹不清。一位干部当时没有把握,有一天遇到三个老汉,他们就提出了意见:“把村里有地的人抛开,从没地的人一圪截一圪截的分。”(⑵⑶)这意见就启发了干部们的思想,开了群众会,群众把那三家驳倒了。分地时,干部说:“怎么分?”群众说:“从根子上分,地少的先分,地多的后分;人多的多分,人少的少分。”结果组织了“土地分配代表委员会”,按照群众的原则,从村里最穷的起,按人口把土地分配了。在减租清算时代,这可说是群众一种很大的创造。这个创造,第一、阻止了地主把土地转化为白洋,躲避土地改革的企图。第二、说明地主几辈子的剥削,好地坏地谁都种过,改变了当时许多地区“谁种归谁”的不公平分配的方法。第三、按人口实行公平合理的平均的土地分配方法。当然,我们接触的这个材料还不很完全,而当时这种创造,无疑地也还是初步的,不完全的,粗糙的。但是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了群众的创造力。按照一位干部的回忆所说:“七、八天我们干部愁得闹不开的事情、经过群众,听了群众的话,一夜就什么也解决了。”再举例来说,最近临县郝家坡的土地分配,群众早有新的创造,即重新将土地评出产量,定出一种产量标准,按人口和贫苦程度平均分配。如每人分一石五斗产量地,而且是就无地少地农民的贫苦程度再分为三等,定出三种产量标准,按等级平均分配。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,是无地贫农和赤贫为第一等,每人(外地复员军人和单身汉以二人计)分两石产量的地;缺地很多的贫农为第二等,每人分一石七斗产量的地;缺地不多,但须补地的次贫农为第三等,每人分一石五斗产量的地。据群众意见这种办法最公平(按产量),最合理(分等级)。因为按一种产量标准平分,无地的和赤贫,此次贫农还是吃亏,这个创造的内容,就是解决了按贫苦程度分配的原则。

此外根据各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团的报告,各地群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创造,简直是很多很多的。群众的创造总是生动活泼的,他们没有死板的公式,没有死板表格,他们是按照具体的情形加以揣摩,而各县以至各地乡村具体的情形,时常是有自己的特点,或者有差别的;因此创造的东西就有极丰富的、复杂的多样性。这种根据自己乡村具体情况的群众自我创造,适合了群众的要求,因此就为群众所拥护,就有最大的生命力。只要我们能够真诚地谦逊地和群众商量,听取群众的意见,并善于启发,那末群众的创造力就会不断地、无限地涌出来。相反地,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傲慢和武断,对于群众的意见不是倾听,而是不理;不是启发,而是压制;那末就一定损害群众的思想创造力。可以说毫无例外,各个工作团到各地方,凡是工作有多创造,而做得最好或较好的,一定是因为和群众商量得最多;凡是工作缺乏创造,而做得较差最差的,一定是因为和群众商量较少,或者是没有和群众商量。多数事情做得好,而有一件两件做不好的,大概也总是因为这一件两件没有先和群众商量。不和群众商量,就不能知道群众的需要,就不能有深入的调查研究,就不能确定为当地、当时群众所确实(是说确实的、不是说表面的、形式的)能够拥护的工作步骤与斗争方针,就不能够照当地、当时的具体情况提高群众的觉悟(由个别利害的觉悟,提高到一般群众利害的觉悟;由经济的觉悟,提高到政治的觉悟);就不能使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成熟起来,自然而然地走向革命化;就不能使群众自己决定,并自己动手起来,按照毛主席所提出的自愿的原则处理自己的问题;就不能把问题解决得让群众真正满意;因此在工作上也就一定不能够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来。

(四)群众思想方法的特点之一

这里不准备谈群众思想方法一切的特点,这里只说群众思想方法一个最大的特点。群众(说是真正群众的)处理问题的所以容易妥当,容易公平与合理,就是很善于对各种事情不断反复地加以各种比较。比如前面引的静乐圪垛村群众对于土地分配的看法,便是做了各种比较;不只是比较现在,而且还比较过去;(如说“这地租了三辈子,坪地、坡地、好地、赖地,谁也种过。”)他们又比较地少与地多的,比较人多的与人少的。郝家坡群众把农民的贫苦程度分为三等,也就是一种比较、就是从反复的比较中得出结论。群众在考察问题时,经反复比较中找出差别,发现矛盾,因而又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他们比较当地当时具体的、真实的东西,订出处理问题的一般办法。又在处理问题时,大家更具体的一件一件地比较。比如在真正实行群众路线去分配土地的地方,群众就是对于每个具体家庭、每块具体土地,实行了这种反复的比较,反复的揣摩。按照人口需要与贫苦程度,比来比去,拉上拉下。因此就能够处理得妥当,就得到了公平,得到了合理。完全可以说,如果没有这种群众的比较与揣摩,单凭工作团与少数人处理,就一定不能有公平,不能有合理。这种公平与合理,完全是由群众的比来比去而得的结果。

在各地方发生的干部问题也是同样。干部问题基本上是农民阶级内部的问题,是农民内部的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问题。哪一个干部是好的,哪一个干部是坏的;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;哪点有功,哪点有过;哪点是优点,哪点是缺点;通常在群众心目中都是有一个比较的。把干部问题交给群众去批评、去教育、去处理、让群众们在集体的场合再加以一番认真的审慎的比较,那末就一定不可能发生个人的包庇、袒护,也一定不会有埋没。换句话说,就一定能够处理得妥当,能够公平,能够合理。这样使干部经过群众教育的大力量,获得了真正的改造;而且群众也教育了、改造了自己。这样就一定能够把干部与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弄清楚,而达到了干部与群众的真正团结。当然,群众并不是清一色的,群众包含有各种不同的阶层,以至不同的阶级。不但如此,在群众中,觉悟程度也时常不一样的,有先进、有中间的、有落后的,因此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。但是在群众场合,他们也就会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加以比较;而比来比去,就会肯定出一种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,或多数所承认的意见。经过群众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复讨论(争论)、反复比较之后,最后大家或多数所肯定的意见,往往是最妥当或比较妥当,而错误性是最少或较少的。在群众的反复讨论(争论)、反复比较之后,正确的意见才会突出出来。而正确意见的被肯定,又往往是在讨论中和比较中更加充实起来,并吸收了各种意见中那些可能比较妥当的部分,集中为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正确意见。而那些不正确的意见,就会在这争论和集中的过程中淘汰了去。这种经过群众讨论与比较之后所集中起来的意见,乃是当地当时群众觉悟程度发展的尺度,我们办事是须要根据这个尺度办的。离开了这尺度,如果“不及”,就是右的机会主义;如果“太过”,就是“左”的机会主义,或叫做冒险主义,开门主义。一方面,我们不能迁就落后分子,而忽视群众正当的利益(例如雇贫农的利益);但另一方面,先进阶级或先进分子的意见,需要取得群众多数的同意与拥护(例如雇贫农主动争取中农同意),否则就会陷于孤立。和群众商量,是在各种场合中进行的。个别的谈话,集体的谈话,小座谈,大座谈,不同阶层或不同阶级的谈话等等。只要我们用心,不论在任何场合,都可以启发自己的思想。比如前述静乐圪垛村,关于分配土地的方法,就是一个干部偶然从三个老汉口中的话得到启发,而后再在群众会上展开起来为群众所明确的肯定。当然,对于群众意见采取自流主义的态度也是不对的;领导的人同样的需要把群众那种比较揣摩的方法,化为自己领导的方法。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意见也加以比较、揣摩,看出它们的不同阶级内容,看出它们的合理或不合理,而加以选择、融会,肯定与否定,联合或斗争,而确定问题,确定政策。通过群众自己,以步步提高群众的觉悟。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:“集中起来,坚持下去”。反复比较、揣摩的方法,这是群众的真正科学分析的方法。这方法,无疑地是需要为我们一切工作者所学习的。有了这样的分析方法,就能够避免个人的冲动与武断;而在任何场合,都可容易避免错误。

(五)放手走群众的路

孟子书上有一段话:“左右皆曰贤,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,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,然后察之;见贤焉,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,勿听。诸大夫皆曰不可,勿听。国人皆曰不可,然后察之;见不可焉,然后去之……。”这段话很好。照我们的情况来说,就是这样:根据干部说的话还不行,根据积极分子说的话也还不行,根据群众说的话就行了。有事只和干部商量是不够的,只和积极分子商量仍是不够的,必须进一步和群众商量。这对于我们干部是极重大极严重的问题。过去许多工作没有做好,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实行毛主席这种态度、这种方法。我们党的政策,原来是从群众中来的;但是如果我们下级干部没有执行政策的群众路线,有了好政策也是枉然。我们干部必须坚决彻底地抛弃官僚主义的老一套。概括前面所说,可以归列下面几条:(一)大家都齐下决心,真正学习毛主席,当群众的一个小学生,有事和群众商量。(二)信任群众的正确,非群众决定不能解决问题,所以要放手把问题交给群众去讨论和处理。凡是我们的错误,都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错误;群众所认为不适当的,决定听凭群众推翻,由群众来重新决定。要根据群众的意见,来改造我们的各种干部与组织。(三)不是硬套公式,而是从当地当时的群众具体情况出发。“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,去启发与提高群众觉悟。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,帮助群众逐步组织起来,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。”(见“论联合政府”)(四)我们不是主张尾巴主义或自流主义。而是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,转化为指导群众运动前进的指南针。把群众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转化为我们指导群众的方法。(五)这样就能走到领导方针及领导骨干与群众的一致,能够使得我们这个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党的“每一步骤和每一行动,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群众革命化”;并将巩固群众由斗争中得来的一切果实。最近有一个工作团从乡下回来,带来了那里一个农民所说的几句话:“政治要放在民间;过去做事情是上头往下灌,现在做事情是要从下往上掏。”这几句话说得真好。我们现在做事情要和群众商量,就是要“从下往上掏”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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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伯达(一)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。“必须明白: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,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和全党同志们共同学习,继续当一个小学生,这就是我的志愿。”上面这些话,是毛泽东同志在“农村调查序言”里所写的。“我还是

陈伯达(一)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。“必须明白: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,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和全党同志们共同学习,继续当一个小学生,这就是我的志愿。”上面这些话,是毛泽东同志在“农村调查序言”里所写的。“我还是

陈伯达(一)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。“必须明白: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,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和全党同志们共同学习,继续当一个小学生,这就是我的志愿。”上面这些话,是毛泽东同志在“农村调查序言”里所写的。“我还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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